陶淵明創(chuàng)造了一種以“田園”為標志的人生境界，成了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在“此岸理想”之外提供了一個“彼岸理想”的桃花源，在中華文化圈內幾乎無人不知。他為中國文化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氣，潔凈之氣，淡遠之氣。譬如：“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采南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，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”其中，“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”，講到人心的問題，是說你為什么不受世俗的擾亂呢？因為你的心距離那世俗的擾亂比較遠，所以你自然就會覺得你住的地方很安靜。

王安石也最推崇前四句，認為“奇絕不可及”“有詩人以來，無此句也”。作出這種超常的評價，王安石認為這幾句詩用最樸實的語言道出了人生哲理，是為：再熱鬧的人境也完全能夠營造偏僻之靜，其關鍵就在于“心遠”。心遠地偏，也就是心能移地，這是種哲學思考，但陶淵明畢竟不會滯留在玄思中，他讓哲理入境，讓玄言具象，讓概念模糊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感性的美麗境界。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，一種色彩明亮的大安靜撲面而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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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理解這種心境，發(fā)出“道在喧莫染”的感喟，吟出“道存跡自高，何憚去人近”的詩句，幾百年后的李白成了陶淵明的知音。辛棄疾稱陶淵明：“千載下，百篇存，更無一字不清真”，萬古之下的我們讀起來，也仍然體會到他真醇深遠的情思。

陶淵明所說的“田園”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“精神家園”，既是有形，更是無形的。他本人早年為了家里的生計，做過幾次官，但只能勉強過日子，便辭職回家。我們初一聽，他家里有菊花，有東籬，又看得見南山，非常舒適，但應該明白，他必須自己耕種，他是晨興埋荒穢，戴月荷鋤歸。天還沒亮就到田里工作，直到月升起來，才披著滿身的露水回家。

細說起來，陶淵明家里人不少，完全靠種田，日子過得比較艱難。最要命的是，回家三年以后，一場大火把他們家燒得干干凈凈。這下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貧困之中。四十五歲以后，他的詩文不太講自己田園生活的瀟灑了，更多的是老和死。他的一百多首詩里，有幾十處提到老和死，是中國古代詩人中提到老和死最多的，不像先秦諸子那樣的空蹈，也不像屈原，嵇康那么奇麗，而是體現(xiàn)一種平實、懇切的狀態(tài)，與人人能接通，因此變得特別浩大。他在《挽歌》中寫道，“親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托體同山阿”。這里面有陶淵明的生死觀念，他不是不珍惜，相反他非常珍惜生，所以才不為五斗米折腰。他是以一種審美的眼光看待生，對于俗世中的事情順其自然。死在他看來是一種永恒，所以他會說:“托體同山阿”，死去以后和青山同在。他為人類的死亡下了一個最積極的定義，那就是“托體同山阿”，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死亡定義中，沒有一個比得上。

他終于寫出了自己歸結性的思考。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一切順其自然，因此所有的喜悅、恐懼、顧慮都被洗滌得干干凈凈，順便把文字也洗干凈了，你看這四句，干凈得再也嗅不出一絲外在香氣——據(jù)說這四句是季羨林先生畢生的座右銘。

陶淵明的樸素，是對一切色彩的洗滌，他汲取了儒家的責任感，但放棄了儒家的虛浮禮儀；他更多地靠近道家，又不追求長生不老；他吸收了佛教的慈悲和淡泊，卻不陷入輪回迷信……結果，他皈依了一種純粹的自然哲學，以自然為本，以自然為美，因循自然，欣賞自然、投向自然。他本人也因自然凈化了自我、領悟了生命。

陶淵明畢竟是一個大藝術家，他在完成了上述有關生命哲學的實驗以后，從自己種地的院子里出來，跳到了桃花源。桃花源是對他實際生存田園的超越，田園是他的“此岸理想”，桃花源是他“彼岸理想”，田園很容易被實際生活的艱難所摧毀，因此他建造一個永恒寧靜的世界，這個世界雖然寧靜，卻對現(xiàn)實世界具有一種批判性，批評改朝換代的歷史，批評戰(zhàn)亂不斷的天地，批判違背自然的社會形態(tài)。但是，他又把這些批評完成得那么美麗，那么令人神往。

桃花源是無法實現(xiàn)的，因此不是一個奮斗目標，而是一種形而上的存在，構成了一個精神天國。有人說傳統(tǒng)文化缺少一種超世的理想結構，我覺得桃花源就是。

陶淵明正是為了防止人們對桃花源作出過于現(xiàn)實化，地理化，景觀化的低俗理解，因此特地安排了一個深刻的結尾。

當漁人離開桃花源的時候，桃花源人請他不要告訴別人。他出來的時候還在路上做了一些記號，結果再回頭就找不到了，徹底迷路了。不僅他找不到了，連官府動用力量找，也完全沒有結果。這可寫得真好。我們的許多小說，即使像《水滸傳》《三國演義》和《紅樓夢》，都缺少好的結尾，而這個結尾非常漂亮。不但結尾別開生面，整篇文章都自然天成，不是華麗的美，而是很清淡，好像隨手點染出來的。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(shù)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。簡簡單單這么幾句，卻如同一幅移步換景展開的圖畫，令人神往。

中國的超世理想，是由這么干凈的文學筆調寫出來的，因此不符合西方的學術規(guī)范，不被很多學者承認。其實，即使在古代中國，陶淵明也被承認得很晚，陶淵明的作品一直非常寂寞，甚至到了唐代還是這樣。唐代已經有人提到他，但那個時代更需要熱烈和多情，更需要李白、杜甫和白居易。直到中國歷史的江河終于拐入了雅致的宋代，大家才開始重新發(fā)現(xiàn)陶淵明。最誠摯的發(fā)現(xiàn)者是蘇東坡，他在《與蘇轍書》中說:“吾與詩人，無所甚好，獨好淵明之詩。陶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自曹、劉謝、李杜諸人，皆莫過也。”你看，蘇東坡認為陶淵明超過李白和杜甫，這真是石破天驚之見，不由讓人一震。蘇東坡晚年又說：“深愧淵明，欲以晚節(jié)師范其萬一”，也就是說，他不僅佩服陶淵明的文字，而且佩服他的氣節(jié)。從此以后，人們越來越喜愛陶淵明。不管是兵荒馬亂的動亂時代，還是承平日久的年代，人們更加思念田園和桃花源。

（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、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）

文/李慧

視覺/陳江南

編輯/陳江南

二審/趙相康

三審/黃蔚